从1922年创作《补天》“陷入了油滑”开始，在为时十三年的《故事新编》的写作中，鲁迅一直没有放弃这种“油滑”的写法，自觉地追求这种一贯的风格，即不将古人和今人隔绝，而是突出他们在精神上的相通。然而，作为一种幽默手法，“油滑”的运用，并没有让人感到一种荒诞无稽之感，倒是使小说充满鲜明的现代意识特征，从而消解了历史的隔膜，沟通了与现实的联系。在这种看似“游戏”之中，其实更能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隔膜，实现古人与今人在人性和心理世界的相通。而鲁迅也克服了用现代人的价值标准任意肢解历史、歪曲历史的现象发生，这样就保持了《故事新编》在历史阐释与现实批判之间的审美张力。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题材一样，当鲁迅把眼光转向古代生活时，一样是把它拿来做题材，寻找一种叙事的“因由”，然而他并没有摹写历史，而是在“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基础上根据历史材料进行新的历史叙事。他这种“速写居多”的游戏之作在现实与历史的交汇点上，提炼并强化了他的主题。因而，与他的现实题材小说《呐喊》和《彷徨》相比，《故事新编》不仅在内容上既超越了现实，又折射于现实，而且其思想内涵也跨越了更广阔的领域。对此，杨义就曾指出，“无论历史（或神话）小说，抑是写实小说，从未有如此写法。鲁迅正是以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灵性，使神话、历史和现实的时空错乱并加以杂文化，从而创造出新的小说体制”。[38]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故事新编》这种“使神话、历史和现实的时空错乱并加以杂文化”的创作方法和后来的新历史小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故事新编》与新历史小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没有像新历史小说那样将历史彻底虚无化和碎片化，而是将现实的体验与历史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种对“过去”历史的祛魅与对历史世界重新建构的双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