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参见林伟洲：《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开展》，第48页。
[65] 《资治通鉴》这两段记载的史料来源应该是两唐书的《第五琦传》。但有趣的是，旧传只载第五琦与玄宗事，不及肃宗。相反，新传却将第五琦谒见与被任命之事全系于肃宗名下。我推测，很可能是欧阳修既看到过第五琦谒见玄宗，也看到过其谒见肃宗的史料，但他却误认为两说如果并存就必然矛盾。由于第五琦在永王事件后明显受到肃宗的提拔和器重，所以关于第五琦向肃宗献策，并在此后为肃宗筹措江淮财赋的论述应该是可信的。因此，欧阳修就误认为旧传的记载是误将谒见肃宗之事错成了谒见玄宗，从而将谒见与被任命之事全部系于肃宗名下。其实，旧传的资料是相对原始可靠的。《资治通鉴》兼采两说，并将第五琦被任命为“江淮租庸使”一事系于玄宗所为，而“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的任命则系于肃宗名下，我认为司马光的这一编撰方式是可取并有识见的。
[66] 《李太白全集》卷29《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第1360页。
[67] 《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考异》。
[68] 《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二月”条。《唐国史补》卷上系李翰撰《张巡传》并“上之”的时间为“上元二年”（第19页），现从《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