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六年，在我们这故事开始以前十二年，正当所谓联盟国军队进占法国与可怕的饥荒两件大事碰在一起的时期，包比诺正想搬出他和太太同样厌恶的福阿街，不料被任为特别委员会主席，负责救济本区的灾民。这位才能卓越而被同事们认为头脑不清的法学大家，犯罪学专家，五年以来已经发现司法的后果，可是还没找出原因。在顶楼上进进出出，目击穷苦的情形，研究那些残酷的境遇如何逼迫穷人们一步一步走向为非作歹的路，又把他们的奋斗衡量之下，他不禁大为同情，由法官一变而为梵桑·特·保尔[87]，专门救济贫病的成人与工人了。当然，他不是一下子转变的。做好事也会拖人下水，像吃着嫖赌一样。但救济事业的蛀空一个圣者的荷包，正如轮盘的玩意儿使一个赌徒倾家荡产，都是慢慢儿来的。他从这个苦难看到那个苦难，因施舍这个而施舍到另外一个；等到一年之后，公众灾难的披挂，遮盖恶疮的破烂衣裳统统被揭开的时候，他就变了一区里的上帝。他是慈善委员会委员，救济会会员，凡是尽义务的职司，都接受下来，不声不响的干着，正如那个短外套到菜市上和一切有饥饿的人聚集的地方去施粥一样[88]。但包比诺的活动范围更大，更高一级：他什么都照顾到，预防罪案的发生，替失业工人找工作，替残废老弱安排生活；一切遭遇不幸的人，他都按照实际情形援助：为寡妇作顾问，保护无家可归的儿童，借资本给小本经营的商贩。但是法院里，巴黎城里，谁也不知道包比诺这种私底下的生活。世界上有些光彩太强了，会使人眼花缭乱，急于要把它遮盖起来。受法官恩惠的都是白天做工的人，晚上累得要死，没有精力再去四处颂扬他；而且他们像孩子一样的忘恩负义，因为负欠太多，永远还不清的了。此外也有限于能力而忘恩负义的。但施恩望报而自以为了不起的善士，又能给人什么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