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普鲁士来到了以后，那座钟楼一直是静悄悄的，它的沉默几乎是侵略者在附近一带遇到的惟一抵抗。教堂的牧师对于普鲁士人在堂里的住宿和饮食毫不拒绝；敌军的司令官时常把他看成一个善意的中间人，他甚至陪司令官喝过好几次啤酒和葡萄酒；但是如果要请他像往常一样按时敲钟，即使只敲一次，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宁肯被枪毙也绝不肯敲钟。那是他对侵略的一种和平而沉默的抗议，他认为教士就该是温和者而绝非流血者，所以只有这个方法才适合教士。在十法里方圆之内，人人都称赞萨达法长老的坚定和他的英雄主义，他敢于肯定国难在正当前，用他那所教堂的玩强沉默来宣布国难。
整个被这种抗议所鼓舞的村子，决定牺牲一切来彻底支持他们这位牧师，认为这种英勇的抗议是民族光荣的护卫。在农民的心里，他们觉得自己这样对于祖国的贡献更胜过贝尔福尔和史特拉斯堡两个地方。显示了一种价值相同的榜样，也觉得自己村庄的名字因此变成了不朽的，除此之外，他们对于战胜者普鲁士人的苛求是什么都不能拒绝的。
司令官和他的军官们为了这种无害的勇气笑过了许多次，不过因为当地的农民在他们的眼里还算表现得良好和顺从，于是他们也都欣然宽恕那种无声的爱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