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之前驱为飞钱。《唐书·食货志》：贞元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此可谓之汇兑，而不可谓之纸币（京兆尹裴武请禁之，元和时，以“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寝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案三司飞钱之不行，以不为商人所信也。一禁飞钱而京师物遂滞销，可见飞钱之行，出于不容已矣）。宋太祖取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初许商人入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商旅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辇至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不得住滞，违者科罚。自是无复停滞。至道末，商人入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万贯），亦所以省运输耳。逮交子兴，始具纸币之意。《文献通考》曰：“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稍衰，不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宋史·薛田传》曰：“田请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未报。寇城守益州，卒奏用其议，蜀人便之。”二说互歧，未知孰是。《食货志》：“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一似法为咏所创者，恐非也。交子初行，谨守分界之法。天圣以后，界以二十五万三百四十缗为额。熙宁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一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两界并行自此始。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太贱，既而竟无寔钱。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多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熙宁二年，以河东公私共苦运铁钱劳费，诏置潞州交子务。明年，漕司以其法行则盐、矾不售，有害入中粮草，罢之。又明年，复行于陕西，而罢永兴军盐钞务。文彦博言其不便，未几竟罢，盖尚与入中之法相依附也。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四年，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钱引通行诸路，唯闽、浙、湖、广不行。自用兵湟、廓，借交子之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逾损。及更界之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大观元年，并改为钱引交子务，曰钱引务。旧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卒致一缗当钱十数。张商英秉政，奉诏复循旧法。至宣和中，乃引界复平焉。盖钞之不及百年，而其跌价已屡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