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思从它的基本成分中偏离因而完结的时候，思就靠下述办法来弥补损失：思就作为τεχνη（技术），作为教育的工具因而就是作为教育活动而以后又作为文化活动来使自己有效用。哲学就逐渐变成一种从最高原因来进行说明的技术。人们不再思了，人们却从事于“哲学了”。在从事于此的竞赛中哲学就公开地献身为一种……主义并力图取胜。这样的名称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这样的名称的统治地位是来自独特的公众的专政，而尤其在新时代是如此。然而所谓“私人生存”不是已为本质的、亦即自由的为人。“私人生存”只是别别扭扭地成为对公众事物的否定了。“私人生存”仍然是依赖于公众事物的摒弃公众事物者并且只靠从公众事物中抽身回来养活自身。于是“私人生存”就违反了自己的意愿而确证了为公众之役的情况。但这种为公众之役的情况本身却是形而上学地有条件的（因为是从主观性的统治中产生的）设施与委任，是存在者的公开状态施于把一切事物无条件地对象化这回事中去的形而上学地有条件的设施与委任。因此语言就为各种交通途径的媒介之役了，把一切事物对象化这回事就是在这些交通途径之上展开的，而把一切事物对象化的情形就是一切事物对一切人都是在忽视任何界限的情况之下同形式地可接近。于是语言就陷入公众的专政之下了。公众的专政预先就断定，什么是可以理解的以及什么必须作为不可理解的被抛弃掉。在《存在与时间》（1927）第27节与第35节中关于“普通人”所讲的东西决不只是对社会学的一种附带的贡献。这个“普通人”的意思也决不只是与人格的自己的存在相对立的伦理生存地被了解的对立物。关于“普通人”这个词所讲的东西倒包含一层意思就是：从追究存在的真理的问题想过来，就须指出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有从属于存在的关系。这个关系在表现为公众意见的主观性的统治之下是隐而不显的。然而如果思确认为存在的真理值得一思了，那么细想语言的本质这回事也就不得不获得另一种地位了。细想语言的本质也就不能再只是语言哲学了。只是因此《存在与时间》（第34节）才有意指出语言的本质度并触及这个单纯问题：语言究竟是以存在的什么样的方式而作为语言的？语言到处迅速地被荒疏，这就在一切语言应用中损害了美学的与道德的责任。不仅如此，语言之愈来愈厉害地被荒疏还是由于人的本质之被戕害。只注意保养语言的应用，还不证明我们已免除这种本质的危险。只注意保养语言的应用，在今天也许毋宁说明我们还完全看不见而且不能看见这危险，因为我们从来还没有注意过这危险。近来常被论及而已为时过晚地被论及的语言的堕落，却不是一件事情之出现的缘由，而是这件事情之出现的后果，这件事情是：语言在新时代的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的统治之下几乎是无可遏止地脱出它的基本成分了。语言还向我们拒不承认它的本质：它是存在的真理之家。语言倒委身于我们的意愿与驱策一任我们作为对存在者进行统治的工具使用。存在者本身显现为因果之网中的现实的东西。我们与存在者作为现实的东西遭遇，遭遇时计算着行动着，但也科学地遭遇着，以诸多说明与论证来进行哲学活动地遭遇着。虽有诸多说明与论证，但也断言有不可说明者。如是我云，我们便自认为面对着神秘境界。仿佛这个神秘境界是这样构成的似的：好像存在的真理根本就听人归结为诸多原因与说明理由，或者，其意思就是说，归结为其真理是不可捉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