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育学的演进，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民元以后的奠基时期；1927年以后的发展时期；抗战以后的继续发展时期。
民初教育学承继于清末，主要是仿效日本。那时所开设的教育哲学、教授法、教育史和学校管理等科，大多都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就其内容来说，则以欧洲教育学的创始人赫尔巴特的学说为主。我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育学书籍民初时也开始出现。1913年，蒋维乔著《教授法讲义》；1914年，张子和著《大教育学》；同年，张毓聪著《教育学》等。这些书籍，虽还是以国外的某些教本为依据，但毕竟在自我消化上迈出了第一步，使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教育学科。[22]
五四时期，中国教育学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与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有直接关系。杜威在华两年零两个月，主要演讲大都是关于教育学的，如长篇专题讲演有教育哲学16讲；现代教育趋势3讲；短篇讲演有“教育家的天职”、“平民教育的真谛”、“职业教育的精义”等数十篇。这些演讲，当时的各种报刊纷纷登载。他的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也由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翻译出版。
杜威教育学的核心是：提倡教育的普及化，注意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以养成学生自动自发自治的能力，重视实验的精神，并强调儿童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这些学说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精神形成冲击，显示了教育学的进步。